生物制药模态的商品化

十年前，鲍勃·杜根以 210 亿美元的天价将他创立的美国生物技术初创公司 Pharmacyclics 卖给了某制药巨头。该公司研发出一款极具前景的抗癌药物，为杜根带来了超过 35 亿美元的丰厚回报。

这笔交易反映了生物技术产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小型初创企业成为创新的主要来源，而大型制药公司则通过高溢价收购来补充自身产品线。

然而，十年后的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杜根带着一款在临床试验中击败某知名癌症免疫治疗药物的新药重返舞台。但这次他并非从美国实验室发现此药，而是从一家中国公司获得了授权。

这一变化意义重大。中国已成为生物科技领域不可小觑的竞争对手，展现出快速开发能与美国实验室产品匹敌甚至超越的新药能力。换言之，"制药业正迎来其'deepseek 时刻'"。

这种局势引发了诸多思考。让我们回顾一下生物制药行业的发展历程，看看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药物研发技术商品化的漫长历程

在历史上，大多数药物都是偶然发现的植物性化学物质。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发出更系统化的筛选工具。另一类则是可从动物体内分离的蛋白质，如胰岛素。

1976 年基因泰克的成立源于重组 DNA 技术的突破，开创了生物制剂的新纪元。五十年后，生物制剂的年度获批数量已几乎与小分子药物持平。

基因泰克的成功引发了一波投资热潮。到 1983 年，美国公司已向新兴生物技术企业投资了 5 亿美元。两年后，这一数字增长至近 20 亿美元。

然而，这显然是一个炒作泡沫。重组 DNA 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监管问题悬而未决，大规模生产也面临挑战。

泡沫破裂后，行业进入了一个整合期。大公司开始内部构建生物技术能力，许多小公司面临被收购或合并的命运。

尽管如此，重组 DNA 技术确实是制造新药物的革命性工具。那些拥有资源和毅力的公司继续推出新产品。基因泰克、安进和再生元等先行者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这一演变过程几乎是 Gartner 炒作周期的典型范例。最初的创新引发了一轮巨大的炒作，随后进入幻灭期，最终达到"生产力高原"。

如今，生产生物制剂的能力不再是少数公司的秘密。全球科学家们已经花费数十年时间完善这些工具。众多公司提供抗体开发服务，如 Adimab、FairJourney Biologics、OmniAb 等。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代企业的规模大约下降一个数量级。这反映了商品化的过程，即逐步将商品或服务转化为大宗商品并在价格上展开竞争。

生物技术的战略演进

随着发现技术的标准化和商品化，生物技术投资也走向专业化。一种广受认可的策略是"快速跟随者"方法，即开发针对已知靶点的"同类最佳"药物，而非全新靶点的"首创"药物。

这一策略的优势在于较低的风险和可观的回报。观察表明，1991 年至 2000 年间推出的大多数重磅炸弹药物都是针对已知靶点开发的。

许多生物科技投资者将这一逻辑推向极致，导致已验证靶点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扎堆现象。为提高效率，"虚拟生物技术公司"模式应运而生，将所有研发工作外包给专业合作伙伴。

中国在这一领域展现出明显优势：速度和成本。新的政策改革使得临床试验能够更快启动，而中国科学家的薪资仅为美国同行的一小部分。

凭借这些优势，中国的初创企业和生物制药公司已覆盖了广泛的已知药物靶点领域。他们以临床前或早期资产的形式，对各种靶点布局廉价的"看涨期权"。

这给快速跟随策略带来了巨大压力。美国科学家面临着来自地球另一端的持续竞争。

人工智能：最后一波商品化浪潮？

近年来，大量资金涌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变革药物研发的公司。一些公司如 Xaira Therapeutics 以巨额资金起步，目标是自主研发药物。而 EvolutionaryScale、Profluent、Chai Discovery 和 Latent Labs 等公司则更倾向于提供广泛赋能的基础设施服务。

这种趋势引发了既好奇又怀疑的复杂反应。有人认为，如果人工智能技术仅对现有问题产生微小的量化影响，那么提供这些解决方案的公司可能难以实现巨大的市值。

另一方面，如果 AI 的进步能够带来质的飞跃，真正引领我们进入一个设计而非发现的世界，那将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一个常被引用的比较对象是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公司 Cadence Design Systems，其市值达 660 亿美元。那么，"制药业的 Cadence"是否会规模更大？

目前已有一些令人兴奋的进展。华盛顿大学的贝克实验室开发出能够为特定靶标生成微型抗体的 AI 模型。虽然这项工作仍处于概念验证阶段，但进展速度相当迅速。

未来，如果能够解决亲和力等问题，我们可能会看到生物制剂开发的全面数字化。这可能导致发现市场的整合，新进入者迅速吸引大量外包工作份额。

发现平台的潜在价值提升

并非所有生物技术平台都专注于治疗模式。一些公司致力于识别新的生物靶点以开发药物，这被称为"洞察平台"。

随着模式变得越来越商品化，从目标洞察到可开发化学物质的时间和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压缩。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已知靶点的新疾病见解，其价值可能超越化学空间中任何渐进式的起点。

然而，经济和技术现实可能会减缓这方面的进展。大多数早期生物科技投资者仍然寄望于通过大型收购实现资金流动，而制药买家往往不愿斥巨资去验证新的生物学假设。

要改变这一现状，我们需要继续缩短从发现、开发到商业化的每个环节的时间和成本。这将使早期药物发现变得更有价值。

护城河的新形态

传统上，生物制药行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大型制药公司的规模经济，以及生物技术公司通过新知识产权形式控制的垄断资源。

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能会看到新的防御壁垒形式出现。例如，CAR-T 疗法和个性化癌症疫苗等新型治疗方法可能从工艺力量而非知识产权中获得护城河。这些治疗方法甚至可能展现出网络经济效应，因为它们的质量可以随着收集的数据增多而提升。

如果更多形式的药物开始呈现这种趋势，我们可能会看到一波生物技术公司直接竞争，试图将自己确立为全新一代的制药公司。这些公司可能会整合多项前沿技术，发展重要的内部能力，模块化标准化组件，同时掌控整体系统集成。

然而，这种策略面临明显挑战，尤其是在融资和资本形成方面。这种公司创建方式与大多数生物技术投资者考虑产生回报的方式完全不同。该领域的赢家可能需要另寻资金来源，如深度科技风险资本或综合性成长型股权公司。

尽管困难重重，潜在的回报却是巨大的。如果这些解决全球问题的公司能以新方式建立护城河，我们可能会见证首批市值超过 1 万亿美元的生物技术企业诞生。

结语

当前公开生物技术市场的形势相当黯淡，中国收购活动的持续升温进一步威胁了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前景。然而，早期市场仍充满潜力，技术创新的步伐同样迅猛。

或许正确的问题不是市场是否会反弹，而是生物技术是否正处于向全新阶段转变的边缘。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正是创业的最佳时机。

换句话说......

生物科技已死。生物科技万岁！